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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20年后又是一个中国?

 

12月到一月期间,我在印度闲逛了一个月,上至喜马拉雅山脚,下至阿拉伯海岸,也算是跋山涉水走南闯北。这是个如此丰富的国家,每一张脸上的每一个表情,每一条巷道中的每一块砖瓦,每一座庙宇里的每一个飞檐每一样美食里的每一种香料,每一首歌谣里的每一个和声,背后都有一本书也写不完的故事。作为游客,一个月的时间甚至不能算触及了皮毛。但我想即使这些流于表面的浮光掠影拍案惊奇,对于一个远远未被世人所认识,甚至背负着太多误解的国家来说多少也有存在的价值。

 

所以在连续三篇印度游记中,我试着以一个地方,一个人和一个国家为主题给你讲讲我看到的印度。

 

今天是最后一篇,说说这个国。

 

 

 

我从德里飞到科钦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这个小桥流水椰林树影的南印水乡,是我印度之行的最后一站。我孤身一人,安全起见从酒店叫了司机接机。

 

一上车,这位微胖的中年大叔司机先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中国。” 这算不上是最准确的答案,这时候我已经在美国住了近二十年,但除了故国情深的因素之外,还因为我相信这是最讨巧的答案。虽然印度政府对中国心有芥蒂,前面二十多天周游印度的经历已经非常明确告诉我,大多数印度人对中国不仅友善而且还有些许崇拜,况且中国游客素以精明警觉著称于世,一般骗子不敢轻易近身。

 

果然,司机一听马上绽放出一脸灿烂的笑容。

 

科钦是当年郑和下西洋时的一站,那时候传过来的架式中国渔网,如今在这里的海岸湖畔还随处可见。但这位司机大叔见到我不亦乐乎不光是因为历史渊源。

 

“中国,共产主义中国!”他激动地叫出来,好像两支革命队伍胜利会师。

 

科钦所属的卡拉拉邦自1957年建邦至今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都是共产党执政,虽然选举产生的坐庄党派时有交替,但这些党派大都是共产党衍生出来的自家兄弟。今天,作为资本主义印度的唯一一个共产党执政邦,卡拉拉以全国最高的受教育程度(文盲只占6%),最高平均寿命(74岁)和第二低贫困率(7.05%) 傲视群雄,这里的人对他们执政党的感激是发自内心的。

 

这位司机充分表现出了卡拉拉人的上通天文下晓地理的文化水准,不仅英文流利,一路上还从中国的“一带一路”、印度政府的贪腐聊到原油价格对美元和印度卢比的冲击,最后结语是:“我相信有一天欧美定会退出国际舞台,咱们黄皮肤和棕皮肤的人会执掌天下。”——从知识储备到远大理想,水平都直逼北京的哥。

 

司机的激动还有另外一层原因,他见到来自“共产主义中国”游客的机会太少了。近些年来中国游客在国际旅游市场上异军突起,在很多国家,甚至成为人数最多的游客群。但印度这个隔壁邻居却似乎没有从中国游客大潮中分到几勺羹,我在印度一个月期间见到的中国游客屈指可数,在恒河上游风景如画的小城瑞诗凯诗,一个当地导游告诉我,他做导游七年,算上我只见过五个中国游客。

 

即使住在美国的中国人说起印度也大都会皱眉头。我启程前,好几个纽约的中国朋友曾经不解地问:“你上那儿干嘛去?”还有朋友特意约我吃了一顿壮行饭,“因为你就要去第三世界国家受苦了。” 她说。

 

我也说不出来自己是在何时何地、如何动了想去印度的心思,或许是印度菜里那种浓郁又细密的滋味,或许是印度电影里那些浓烈绚烂的色彩,总之我相信一个如此善用香料和颜色的国家一定有着无与伦比的丰富。

 

去年秋天,当我老公得了个派驻印度的机会时,我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把他送上了前线,也为我自己的印度之行找了个无法推脱的借口。印度没有让我失望,这里的历史、人文、庙宇、美食,甚至嘈杂、混乱、无处不在的潜伏危机,以及规避风险、拨开乱像最终得见珍宝的喜悦都让我着迷——她比我想象的更加丰富。

 

但我从没想到,我会在印度看到中国,那个很久以前我曾经熟悉的中国。

 

“尘土和汽车尾气到处飘飞,我可以看到一层层的尘土落在那些包子上,包子上连层盖布都没有,人们就那么买来吃。我记得我当时就想,尘土吃起来是什么味道啊,为什么这些大爷大妈大叔大婶和小孩们都不在意呢?”

 

这段话出自最近一期《纽约客》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用来形容我在印度的所见几乎严丝合缝,但这是一个香港人关于80年代中期她九岁时第一次到访中国大陆的记忆。

 

卡拉拉的政治制度在印度是特例,不能用来做参照,但政治制度之外,走在印度的街头,这个国家与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相似之处简直是从四面八方扑面而来:那些路边摊上裹着油垢的装食物的坛坛罐罐,那些被卖家直接用指甲里嵌着黑泥的手捧起来包在报纸里递给你的小吃,那些混杂在一起、有事没事都拼命按着喇叭、风驰电掣见缝就插的汽车、摩托车、三轮车和不看交通灯横冲直撞过马路的行人,那些标牌显眼的麦当劳和肯德基,那些挤在一块儿的卖汽车配件、运动鞋、牛仔裤、手机贴膜的小店,还有飞扬的尘土;甚至那些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用真皮的价格兜售人造革皮带,推说钱找不开多收你一二十卢比车钱,或假装热心指路把你引到宰人黑店的小伎俩;甚至那种对“外宾”目不转睛盯着看的眼神或跑上来要求合影的勇气,都像是来自我沉睡多年的记忆深处。

 

 

说实话,对于像我老公这样在“发达国家”长大的人,面对这些很容易手足无措,甚至内心恐慌。

 

他看我在印度胡吃海塞却不拉肚子、在纷乱车流中过马路如闲庭信步、砍价时通常以原价的两成为标准、还能轻松识破街头流行的各种骗术,吃惊地以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对他隐瞒了自己身怀绝技百毒不侵的事实,其实这只不过是因为我的底子打得好——作为一个在中国长到成年的70后,无他,唯手熟尔。

 

印度和过往中国在视觉听觉和生活节奏上的高度合拍,甚至让我有一次在徒步穿行一个小城的一条小街时经历到了传说中的穿越。

 

 

当时正值黄昏,小街上熙熙攘攘,有穿着校服的学生放学路上三三两两站在小卖铺门口,掏出兜里的零钱买汽水、泡泡糖或者画片;有骑着自行车或摩托车的人在下班路上停在小摊前,身不离坐只用一只脚撑在地上,买些糕饼蔬菜带回家做晚饭;货郎货娘们卖力吆喝着,空气里飘着烙饼和炸货的味道。

 

我几乎就可以确定,很多很多年前我曾经置身过这样的一条小街,看到过这样的人气蒸腾,闻到过这样的烟火滋味,像这些孩子们一样嚼着泡泡糖和小伙伴在街上逡巡,等待着“你妈喊你回家吃饭”的温暖声音。

 

就在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好像突然被某种东西击中,一下子泪盈双眼。虽然这听上去不可思议,但我准确地知道,击中我的竟是乡愁,不是对地理概念上那个故乡的思念,而更像是缅怀那些早已逝去的平常日子,那个再也回不去的童年。

 

但最像的不是景物,是人。

 

印度人和中国人在样貌服饰上当然有明显区别,但街上摩肩擦踵望不到边的人山人海,和经济加速初期人群里涌动着的那种对财富急切的渴望、几个世纪里积攒下来的能量喷薄欲出的躁动、睁大眼睛不放过一切赚钱机会的警醒、挖空心思却只求眼前短利让人哭笑不得的狡黠,和现代与传统剧烈冲撞更迭带来的困惑,都足以让你把印度和那时的中国混在一起。但与滥情怀旧的游客不同,印度人更关心的并不是他们的国家像不像二十年前的中国,而是二十年后他们的国家能不能成为另一个中国。

 

人和他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是一个国家走向富裕的原动力,这是已经被历史证明成功的中国经验。而整个亚洲除了印度,没有一个国家能在人口上跟中国比肩。随着生育率降低、劳动力成本上涨和人口老化加速,中国曾经令世人艳羡的人口红利存量正在急剧下降,而印度的人口红利不仅储备丰富,而且至今还没怎么被支取过。

 

总人口13亿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印度,目前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中国仍然以14亿坐着头把交椅。但印度目前的人口增长率是1.1%, 而中国只有0.4%,照这个趋势五年以后,印度就会从中国手中接棒第一人口大国的位子。印度人中位年龄是26.7岁,比中国人年轻十岁。

 

更重要的是印度的劳动力便宜到令人难以置信。我老公在德里租住的公寓小区不同方向开有五个大门,每个门前一个站岗门卫。然而他们的主要工作并不是查验访客身份,这个工作由各家门前自己的门卫负责,大门门卫只负责人来车往时,手动拉起门口的栏杆,为他们放行。在德里的超市,不仅货架前通常站着一大排推销员向你推销各种摆在架上的货品;每台收款机旁配两个工作人员,一个收款,一个打包;门口还站两名保安一一检查每位出门的顾客手中的收据和他们包里的物品是否相符。

 

就连骗子也丝毫不在乎劳力成本。德里商业中心有个非常流行的把戏,穿皮鞋到访的人几乎都会遇到:一个人趁你不注意把一坨屎丢在你鞋上,几分钟后第二个人再过来提醒你鞋上有屎,再过几分钟一个鞋匠恰到好处的从天而降问你要不要擦鞋。为了赚到这20卢比(相当于不到三毛美金)的擦鞋费,竟劳动三个人出演一部长达15分钟的情景剧,这种奢侈别的国家大概只有羡慕的份儿。

 

即使在人力上如此铺张,根据一份最近被国际媒体挖出来的印度官方统计,印度目前的失业率已经达到45年以来最高的6.1%。

 

国际商界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馅饼,去年四月《印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对国际管理咨询公司“贝恩” (Bain & Company)全球董事合伙人马西达(Manny Maceda)的专访,谈到机器人对传统行业的冲击,马西达说印度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即使使用机器人生产,一小时的成本也需要4块美金,而普通印度工人一小时的工资还不到两块美金。你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个优势发展制造业。”

 

事实上,近几年来因为中国劳动力价格的迅速上涨和中美对谈等因素,很多国际公司已经开始考虑把他们的制造厂从中国搬向亚洲其他国家,印度正是他们打量着的热门目的地之一。

 

印度政府看似也已经下了足够的决心,穆迪总理提出的“印度制造”计划,定下目标将制造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目前的16%提升到25%,到2020年底将印度发展成为世界第五大制造业中心,到2022年增加一亿个制造业工作岗位。

 

蓝图如此宏伟,道路却难免曲折。那位科钦的司机大叔在路上曾经指着一座看似被遗弃的高架桥跟我说:“你看,12年前印度政府计划铺设一个全国铁路网,那时候中国也正在计划建设高铁。现在中国的高铁已经遍布全国,印度的铁路网还只是个桥墩子,所以我们这里有一句话:‘中国做事,印度做梦’。”

 

我在印度听到了太多这样的叹息,跟中国的比较是印度人心里的一根刺,别说将来,在他们看来同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印度,现在经济仍大比分落后于中国都已经是件令人抬不起头的事。为什么会这样?印度人各有各的说法。前两篇中提到的那本小说《白虎》的作者,通过书中本地财主从美国回来的儿子之口不动声色地夹带出自己的观点:“议会民主制,老爸,就凭这一条我们永远都赶不上中国。”

 

2017年底,《福布斯》杂志转载了印度知名初创企业老板维斯万纳森(Balaji Viswanathan)在Quora上发的一条流传甚广的贴文,这篇题为《为什么在印度制造生产比在中国贵》的文章,从基础设施落后、电力供给常掉链子、政府官僚、工人技能有限、性别不平等等方面分析了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印度未能像中国一样成为世界工厂的原因。

 

上回书说到的司机阿萨夫,我也曾问过他这个问题,他有点答非所问地说:“印度最严重的四大问题是谋杀、抢劫、强奸和政府贪腐。”

 

关于谋杀,他进一步做了详细的解释:“很多谋杀都是因为牛,比如我阿萨夫,我是个穆斯林,如果我在村里买一头牛,明明我只想用来挤牛奶,印度教的人却会散布谣言说我是为了杀他们的神牛来吃肉,然后我就会被他们杀掉。”

 

 

我相信,这个恐怖故事从印度教的视角来讲肯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他们是受害人,对方是凶手。事实上,宗教众多的印度,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有史以来就没停息过,特别是印度教和穆斯林这两个最大宗教之间的恩怨简直就像美国的黑白族裔冲突一样,在历史发展社会进步中不仅丝毫未减,反而冤冤相报,变成了一本错综纠缠,理不清冤头和债主的糊涂账。所以我想,阿萨夫或许在不经意间也道出了印度人口红利尚未发挥出效力的一条原因——人口再多增长再快也抵不过仇恨难平带来的巨大内耗。

 

如果要我也说出一条的话,我觉得是雾霾。世界卫生组织去年五月公布的世界十大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九个都在印度。我在德里期间,那里的PM2.5从来没下过400,我离开印度的那天,德里国际机场附近实时监测显示出的数值是999。我相信这个看上去像检测仪器出了故障的数据其实没有丝毫夸张,德里的空气无时无刻不在以颜色、气味、质地和形状等各种方式刷着它的存在感,大部分时候它会让你觉得只要你伸出手去在空中捏两下就能捏出一只黄褐色的鸟来。

 

中国人对雾霾当然也不陌生,但中国出霾的时候经济已经攀上了高峰(这两件事当然也是互为因果),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开始一丝不苟地追求生活质量,对雾霾不愿放任和容忍,政府铁腕治污,雾霾很快也就得到了控制。德里机场附近PM2.5测出999的惊人数值时,我顺手查了一下纽约和北京,分别是18和65。

 

对于经济起飞初期的印度,如此严重的雾霾对发展的影响不可小觑。至少在引进外资方面会成为一大障碍,很多国际公司现在都会因此向派驻印度的员工发放“损伤补贴”,单这一样额外的花销或许已经足够使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失去魅力。

 

但阿萨夫列出的印度四大症结中,雾霾根本不在其列;戴着口罩出现在德里街头的也十有八九都是“老外”。对大多数印度人来说,雾霾尚未进入他们担心的范围之内,因为他们还有太多更紧迫的关乎生存的问题需要去担心。

 

而作为外国游客中的特例,我上街也从不戴口罩这种劳什子。我相信在印度吸的霾至少让我减了几个月的寿,但在这样一个深刻复杂魅力无穷的国家,呆一个月已经像是活过了几辈子,所以,也算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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